即印章。古多作封发物件，把印盖于封泥之上，作信验。秦汉以后多称帝王之印为玺。
印玺起源极早，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二物部云：“三代之为信者，符节而已，未有玺也。周礼九节，玺居一焉。玺亦所以为节。郑康成谓止用之贷贿，盖亦用以钤封，恐人之伪易也，称印而已。”最早的印玺为铜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早在春秋中期，印玺已应用于社会活动中。人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印章大多是战国古玺。战国时的印章，称为“玺”。战国私玺形状较官玺小，适宜佩带；以方形为主，还有各种不规则的形状，内容除姓名、官职外，还刻有吉语和生动的动物图案以及大型烙马印等等；材料上有金、玉、陶等。秦代建立起来的印章制度，到汉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并奠定了玺印“盛于汉”的历史地位。汉印种类繁多，显现出方正、质朴、平和、博大的整体风貌，汉印的特点是容量大，在金、银、铜、玉、石等各种材料上，印工用琢、铸、凿等多种制作方法，让印面产生不同艺术效果。魏晋南北朝篆刻承汉印之风，但趋于瘦挺方直，率意为之，不及汉代印章精整严谨，沉穆雄浑。魏晋南北朝官印各朝均有定制，印材仍为金、银、铜、玉纽，除龟纽、驼纽、鼻纽、瓦纽外，出现了辟邪纽。其时最具特点的印章有四种：多字印、多面印、悬针篆印和朱文印。隋唐至宋元，是中国印章艺术的相对低潮时期，官印存世极少。印玺有阴文、阳文之分，古代印章大多为阴文。
古代的印玺是中国文物宝库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收藏、鉴别、研究对中国文字的产生、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中国古代印玺包括了鸟篆、大篆、小篆等各种字体，虽然它的体积都很小，却是文物收藏的重要项目。
印玺的产生年代很难考据，普遍认为它始于三代之时。印玺的用途、形式各有不同，是经过一个漫长的时期变化、发展而形成的。它最初产生于装饰作用，用玉石做成，佩戴随身，没有一定的定制；后来对美观的要求越来越高，印玺的花纹、文字也就越来越复杂，个人的姓名、官衔也都成为必须的内容；随着配饰风气的增长，印玺成为一种信物，作为一种凭证的出现是到秦代的事了。到秦始皇的年代，只有皇帝的印章才能成“玺”，而官民成“印”。古印玺为官印或姓名印，到唐宋开始出现表字、堂号、斋名等内容。汉印的主要目的已经发展为铃盖，文字比前代有所改易，古朴典雅，有很高的艺术性。汉代印玺的使用，更加明确了级别定值，如皇太子用金印龟钮，诸侯王用金印骆钮，二千石以上官员用银印龟钮，六百石以上官员用铜印鼻钮等等；再如太子将军称作“章”，其他人员为“印”等等。六朝开始出现朱白文，产生较大的变化。唐代印章多变化创新，但许多文字偏离了六义，无古法可循。宋代崇尚纤巧，字型、印形开始出现较大的变化，异形闲章出现。元代的一些著名文人力图复古，多作朱文。明代开始有人较系统的整理、研究古代印玺，一些收藏家把收集到的古印进行拓印刊行，使古代印玺文物的收藏和研究逐步走上正轨。
印玺的名称各有不同，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 玺
三代以前诸侯大夫之印通称玺，秦始皇以后为王者独用，以后历代皇帝御玺体形、文字各有变异，但绝大部分都为螭虎钮。
2） 印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印的名称，但不普及，秦印时期的官印通称“印”。六朝时朱文、白文并行。传世文物中汉印较多，据考证起源于封泥。
3） 章
汉代印和章并称，而称章的地位更高些，如传世文物“广武将军章”、“御史大夫章”等等。
4） 记
与章并称，都有识记的意思，如传世唐代观音“大毛封记”、宋代的“永定关税新记”等等。
5） 印章
印和章连称，汉武帝时期有这种叫法，如传世文物“校尉之印章”封泥“丞相之印章”等等。据考证这与当时尚五行说有很大关系，喜用五字，“之”、“印”、“章”有时是用来填数的。
6） 宝
皇帝用玺的别称，据说秦始皇觉得“玺”的发音接近于“死”，就改称其为宝，以后历代皇帝就沿用下来。
7） 关防
明太祖时，为防止官僚之间用空白官方文书舞弊，加强关防，就采用半印公文制，如同战国时期的合符一般，来勘测公文之真伪。后来尽管这种半印制度废弃了，但官员们仍称官印为“关防”。
印玺的质地、材料差别较大，夏、商、周及三代以前均为玉印，与当时的道德观有联系。秦汉时期只有天子才能用玉印，所以秦汉以后玉印传世很少，是非常珍贵的文物。金银、银印在汉代是出现，从文物、艺术鉴赏的角度看，其材质上的贵重还在其次，它只不过是印玺拥有者的身份地位之象征而已。按照当时的规定，汉代俸禄为二千石的官员，使用银印龟钮，而更小的官员只能使用铜质印。古印当中有极少数印章使用宝石、玛瑙刻成的，于文字艺术无益，只是因为印料贵重罢了。瓷印大约出现于唐宋之间，质地坚硬不易刻制，有点类似玉印的效果。石印在古代未曾出现，宋代才开始有私印出现，传世极少，宋代石质印章很普遍，易于镌刻，效果古拙。象牙、犀角都是汉代低级别官员使用的印章料后世的私印也经常使用，但这些骨质材料较粗软，时间久了字形会变。
篆刻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之出现，是随着唐宋文人画的勃兴而兴起的。诗、书、画、印的整体艺术观念，是画家、书家们注重在作品上钤盖姓名、别号、斋馆名号等印章。所以即使是那些优秀的篆刻原件已不复存在，我们依然可以欣赏到印章的图像。
文、何为明代杰出的篆刻艺术家，占据着印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文彭（1498—1573）是明代大画家文徵明的长子，他的巨大贡献是开创了“石章时代”，书画家亲自操刀治印，石章风行印坛，明清篆刻艺术继秦汉古印以后至复兴，文彭功不可没。何震（？—1604）与文彭亦师亦友，其风格多变，整体面目苍劲古拙，在印坛有极高声望，在当时的许多文臣武将都以得到何震一印为荣，待何震死后有片石与金同价之说。
邓石如是清代最优秀的书法家、篆刻家以及艺术理论家之一，生于1743年，卒于1805年，著有《完白山人印谱》，其书法被时人评为“国朝第一”。邓石如独具一格的刻风是把篆书的变化运用到印章当中，婉转流畅、婀娜多姿，成为当时印坛上的重要流派“邓派”，与另一支流派“浙派”形成中国印学史上的两个重要派别。
吴昌硕（1844—1927）是活跃于清代晚期的画家、书法家和篆刻家，自成一体，有《苍石斋篆印》、《齐云馆印谱》、《篆云轩印存》等多部印谱传世。他从十几岁开始从事篆刻的学习和创作，对篆法、章法、刀法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尤其讲究布局意趣，刀法老辣，钝刀硬入。他的篆刻艺术风格对近现代日本印学有很大影响。
昌乐阎氏刻铜艺术，源于清朝康熙年间。康熙十五年进士、皇太子讲官阎世绳（1633——1706）与王士祯等文化名流共同研究刻铜艺术。阎世绳精心刻制的铜制品倍受康熙皇帝珍爱。康熙皇帝曾多次将阎世绳刻制的文玩作为奖品赏赐给大臣。许多高官学者也以得到阎世绳刻制的文玩为荣。阎世绳之子阎愉（康熙三十九年年羹尧同榜进士、工部主事）之孙阎廷佶（雍正二年进士，广西宾州知州）曾孙阎循琦（乾隆七年进士，太子太保工部尚书）玄孙阎学淳（1760——1834乾隆四十九年进士，宁国府徐州府等六府知府）五代进士皆为篆刻名家（阎氏五代七进士）。之后近百年刻铜工艺曾一度失传。直至清末，阎志超整理阎氏遗著，重新发现了阎氏刻铜艺术的文献资料，阎氏刻铜工艺方幸续传承。
阎志超（后改名阎少璞1903—1941）昌乐县城西门里人，清末民初篆刻家、书画家，中共地下党员。他出生在文化艺术经商的世家，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和创新思想启蒙，所创作的仿古铜工艺作品独树一帜，别有风味。后不幸被日寇逮捕入狱，在狱中有幸结识了北京前门外著名刻章老字号七县馆的老艺人，两人共研篆学，相见恨晚。阎少璞因祸得福，篆技大增，在狱中将毕生制印技术整理成书，秘传给长子阎光崇。阎光崇继承父业，70年如一日深入研究，改进了传统的砂模铸造工艺，将北京篆艺与古代阎氏铸刻铜艺的方法结合起来取得成功并将其毕生技艺全部授之后人。
第三代掌门传人阎小平（1958年生人）自年幼便跟随其父习文练字，十一岁时已熟练掌握铜印的所有制作流程。承祖艺之基，习名师精华，得国外专家指点而悟得黄铜落款绝技。落款之字，清晰明朗，简约淡雅，流畅自如且灵动奔越。铜印落款之技，古今未之有也，此为胜人处之一；新技法之于印底篆刻，使得字口深峻可及2毫米，字迹整齐规范，此胜人处之二；经其三十余年反复试验，将失蜡真空铸铜技术发挥至极，所铸刻各种金、银、铜印玺表面处理无坑无疵光滑细腻，此为胜人处之三；又其将铜印印纽多样化，有各类生灵、仙灵亦有抽象、象形等类，一改前人铜印清一色呆板无味的外态风格，并精雕细刻加以抛光，所成之印皆灵气萦绕栩栩如生；此四技一改旧法，铜印亦焕然一新，可誉铜印制作史之大手笔。刻篆字于印底，行落款于印侧，铸雕兽钮于印上，黄铜全身，金光闪耀，甚为大气亦不失精美。曾与著名的山东大学刘乐一教授联手攻关，多次为中国领导人铸刻铜印玺，并为韩国总统金泳三，孔子嫡传后裔，台湾著名学者孔德成等诸多港澳台及大陆名流铸刻过铜印。其作品之于各界名流中收藏五千余方，乃以求者所需为本，定做各类金银之印，因经济实惠，求印以铜质居多，世人皆称其作品精美非凡。随着社会发展，赋予了传统文化新的思想精神和内容，阎氏工艺在精进的同时不断创作出“龟”“兔”“母子情”，“中华魂”“华人万岁”“无与伦比”等京字印系列，情侣印系列，十二生肖印系列，瑞兽系列，祝福语系列，成语印，人名印等无不使新一代年轻人深感好奇与喜爱。
清后期社会皆用石质印章，铜印制法从此失传。阎氏刻铜艺术三百年历史，锦华无数，其续传为之家幸，更亦为国幸。自此中国金属印制法在“石章时代”不但幸运的保存下来，而且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
